士大夫,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知识分子和官吏的一种称谓。士者,事也。任事之称也。引伸之,凡能事其事者偁士。“士”这个阶层,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得很早,用现在的话来说:“士”就是一群有点才的知识分子。“士”,上古掌刑狱之官。商、西周、春秋为贵族阶层,多为卿大夫的家臣。
这些知识分子之中,有的人运气好点,处于庙堂之上,有参政、议政的权利。这种人,即我们今天所说的“议士”。但是,运气差点的文化人,处于民间,不能参政也无法议政,即使能议政也只能私底下讨论,也无法起到真正的建设或者建议作用。这一类人,即我们今天所说“处士”。
在《史记》中,有一段东方朔对于“处士”的描述,其中,有一词“块然独处”就是对“处士”特性的概括性描述,使得“处士”一词也由此而来。“处士”一词虽然在《史记》中才开始出现,但是,“处士”和“议士”的社会现象,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
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割据,战火频繁。在各诸侯国中,很多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,如:春申君、孟尝君等,都以“养士”为时尚,最多时可达数千人。这些士虽然不为朝做官,但是,却依然在各大诸侯国中担任了重要的参谋作用。虽为“处士”,但是,议论诸侯之间的政事却一点也不少,且在战国时期,甚至,出现了“处士横议”的现象。可见,“处士”在战国时期非常活跃,且处士议政,在当时社会也非常盛行。
历史上的孙叔敖,就是当时有名的处士。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,宽刑缓政,发展经济,政绩赫然,主张以民为本,止戈休武,休养生息,使农商并举,文化繁荣,翘楚中华。因出色的治水、治国、军事才能,孙叔敖后官拜令尹(宰相),辅佐庄王独霸南方,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此外,处士议政的风气盛行,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相对宽松,统治者对全民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持开放态度。而且,在一定程度上,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例如: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“百家争鸣”、“百花齐放”的文化繁荣局面,就是统治者对“处士”议政的宽松态度带来的积极结果。但是,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,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秦朝建立初期,统治者认为:“秦既称帝,患周之败,以为起于处士横议,诸侯力争,四夷交侵,以弱见夺。于是,削去五等,堕城销刃,箝语烧书,内锄雄俊,外攘胡粤,用壹威权,为万世安。”
他们认为“处士横议”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,影响统治政权的稳定。因此,为了打压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,秦始皇不惜“焚书坑儒”。秦朝紧张的思想文化氛围,导致了处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与日剧下。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汉代,才逐渐有所好转。汉武帝继位之初,不仅下令恢复和完善察了举制度,还两次下令地方举荐贤将良才。自此以后,汉朝的文化界和政治界都进到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
此外,察举制度不仅为文化界和政坛带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,也为民间知识分子的前途,指定了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。之后,处士转向议士的参政路径逐渐变得更加明朗,处士们的身份和地位也与日俱升。
在《史记》中,记载了一个熟悉黄老之术的王生,在去宫中的路上要求廷尉为他系鞋带的故事。查阅史料,这位王生只是一个普通的“处士”,能得到廷尉这般礼遇,可见,“处士”在当时不仅非常受尊重,连社会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提高。
此外,汉武帝时期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思想主张的提出,不仅使儒家学派走向了正统学派,还使儒家处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抬高。但是,诸子百家在这段时期里却处境艰难,甚至,很多学术逐渐走向了没落。由于统治阶级对儒学的大力推行,到了东汉时期,很多处士在民间开办学堂。
这样一来,原来一直处于归隐状态的处士,与社会和人的交流日渐增多,生活习惯也深受改变。这一时期,虽然行政机构会录用一部分处士,但是大部分的处士,却还是很难进入朝堂,参与议政。
到东汉末年,宦官当道,朝廷风雨飘摇,一些忠臣之士,在多次拒绝与宦官勾结的情况下,也遭到了黑暗势力的打压。历史上的“党锢之祸”,就是这个时期黑暗政局的真实写照。之后,很多处士看到这样的黑暗政局,纷纷站出来抨击议士,重新抨击时弊议论政事,使得历史上再次出现了“处士横议”的局面。
可以说,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处士横议”,还是东汉末年的处士针砭时弊,都跟当时的时代以及政治环境息息相关。而且,我们也可以发现,政局动荡的黑暗时期,原本归隐不善与人交流的处士,也会因为对当时社会及对朝廷政事的不满,纷纷开始发表自己对时事的看法,从而,形成“处士横议”之风。
此外,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,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,便于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就如孟子在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所说:“圣王不作,诸侯放恣,处士横议。”
其实,不管是“处士”还是“议士”,都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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